拍品名称：

董其昌 昼锦堂书法卷 手卷

图录号：

3718

年代：

--

艺术家：

董其昌

材质：

水墨绢本

作品分类：

尺寸：

28×310cm

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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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司：

北京保利

拍卖会名称：

5周年秋季拍卖会

专场名称：

畅神观道—中国历代名家重要书画夜场

拍卖时间：

备注：

声 明：

出版：《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选集（二）》，第243-244页，保利艺术博物馆编。 题签：董香光行书昼锦堂记卷。元白观题。钤印：启功题识：昼锦堂记。仕官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巫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临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得志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馀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裳，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荣一乡哉！公在至和中，以武康之节来沾于相，乃作昼锦堂于后圃。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其言以快恩雠、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伸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德矣。其丰功盛烈，所谓铭彝鼎而被经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常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于是乎书。欧阳公昼锦堂记，蔡忠惠有正书石碑，余以君谟行书书之，然蔡书每字书，数过择其合作者彚成碑耳。董其昌。钤印：太史氏、董其昌印、玄赏斋 展览：“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大展（二）”，保利艺术博物馆，2010年10月。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官礼部尚书，卒后谥文敏。书法初师颜真卿《多宝塔》，又改学虞世南，后又仿黄庭坚、锺繇。以行楷称名一代。又以善画名，画山水少学黄公望，中年师法董源、巨然。后集宋、元诸家之长。五十后自成一派即后人所谓“松江派”。与邢侗、米万钟、张瑞图并称“晚明四家”。有南董北米之称。著有《画禅室随笔》、《画旨》、《画眼》、《容台集》、《容台别集》，刻有《戏鸿堂帖》。灿烂如天际朝霞 绚丽如天孙云锦——董其昌《昼锦堂书法长卷》天津美术学院教授刘金库《昼锦堂记》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一篇散文，内容是丞相魏国公韩琦在他的故乡相州（今河南安阳市）任知州时的事迹。当时，韩琦在其相州官衙的后园修筑了一座书屋，取名“昼锦堂”。“昼锦”二字系反用《史记》中《项羽本纪》项羽所说的“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之语，“昼锦”反项羽之意而用，表达了韩琦远远高出于项羽的这种富贵观：一时一乡的荣华富贵不足为贵，“唯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风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这才是最可贵的。也就是汉代人所说的“大富贵”。欧阳修写道：“余经事，获登公之堂，幸常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于是乎书。”正是出于对韩公的崇敬，欧阳修写了这篇“天下文章莫大乎此”令世人千古传诵的《昼锦堂记》。董其昌在致力二王、赵孟俯之外，曾专攻过米字，兼研苏字，在不断的探索中形成自己的风貌。其书法，追求天真烂熳、奇宕潇洒、萧散古淡。故《明史·董其昌传》云：“始以宋米芾为宗，后自成一家，名闻外国。” 此卷董其昌以行书运笔吸收草书夸张的手法，在秀美中增加了流动感。纵观全卷，章法布势、字间、行距宽绰，结体秀美妍正，用笔圆润劲利。行笔抑扬顿挫，逸宕潇洒，前呼后应，一气呵成，有时一字甚至数字游丝相连，气韵贯通，或者形断神连、形影顾盼，或者若离若即，情意绵绵；或者侧锋取势，欹笔偶生，但构形结体内聚外张，自然有变，不失平正；用墨喜干爱淡，浓淡相间，夸张之处往往出现隐隐飞白，造成虚实相生、柔而不弱、秀而不纤的艺术效果。从此卷不难看出其对欧阳修此篇散文内容的深刻理解与体会，加之董其昌的个人性格和通晓禅理，其艺术上就更添一层空灵剔透，丰神独绝，故此卷达到了笔墨和文章内容相互统一的境界。从他的书作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二王”的俊秀骨鲠、唐人的严谨端庄、宋人的洒脱自然，这些特征被董其昌神奇地揉合为一体，而出以己貌，字体秀逸劲挺，布局分行疏朗匀称的鲜明的个人特色。根据目前所知，董其昌一生曾三次书写欧阳修的《昼锦堂记》，一卷现藏吉林省博物馆，乃书画合璧。一是本卷。另一卷则下落不明，但有石刻拓本可资研究，石碑现存山西临汾市1。董其昌的书法二百年来备受推崇，上至皇帝，下至士庶。康熙就十分推荐董书，经常临摹，并加跋语，上有所好，下必行焉。一时之间学习董书成为时尚，科举考试、士子文人无不以学习董书为“干禄正体，求仕捷径”，其风靡可想而知。据《清史稿·艺文志》中记载，康熙帝对董书《昼锦堂记》跋云：“字体遒媚，于晋唐人中独出新意。”命人把董书摹刻在屏风上，置于座右，朝夕揣摩，并说“宁不胜镂全措彩者饮？”此屏风已失传，康熙是用董其昌的哪一卷《昼锦堂记》作为底本摹刻的我们已难获知。注释：1.《中国书画报》曾以《董其昌留给山西的惊世巨作》为题，进行了报道，亦称之为“三绝碑”（欧阳修文，董其昌书，韩琦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