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名称：

1946年3月2日作 胡适 致刘修业有关《西游记》及白话小说研究的重要长信

图录号：

2529

年代：

1946年3月2日作

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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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质：

作品分类：

尺寸：

27×20cm×7

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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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司：

西泠拍卖

拍卖会名称：

二〇一七年春季拍卖会

专场名称：

中外名人手迹专场

拍卖时间：

2017年7月15日至7月17日（周六至周二）

备注：

声 明：

刊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04期。
著录：
1.《胡适文集7书信》P185188，胡适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2.《胡适全集第25卷》P181184，胡适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3.《胡适精品集14：自由主义》P223225，胡明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信笺一通七页
识文：修业嫂：前天寄一信，想已收到。今天另有点意见奉陈。关于《花草新编》的案子，我反对用“偷”字，确是有鉴于《水经注》的研究，想到许多古人受诬的明训，故有戒心。
第一，是后人编集前人文集，往往不甚细心，往往贪多，不免有误收之件，而后来竟引起争端。如苏洵《嘉佑集》宋本无《辩奸论》，而后人把此论编入，是一例也。如段玉裁《经韵楼集》里误收东原的《记洞遇水》一篇，是二例也。如《直隶河渠书》，为方观承作碑传者都明说是他的书，而赵东潜的友人则认为赵氏书，东原的友人则认为戴氏书。以今日我们所见，此书大概是方氏雇学者助纂的书，赵、戴都有分，而赵、戴都无意认为己书，但因为材料有用，故各留一本以备参考。不幸赵、戴死后，两家朋友妄起争论，挑起疑案，又影响到别的问题。若赵、戴死而有知，必不愿也。
第二，从陈耀文编刻大部“类书”的能力看来，（《四库提要》说《粹编》“与《天中记》版式相同，盖犹耀文旧刻”）他似是有财力可以雇请文人襄助编书的人。吴承恩、吴岫也许都是他平日送钱周济的文人朋友，他们先后帮他编一部词选，吴承恩先替他拟了一篇序。后来此书改定后，序也改了，书名也改了一个字。而邱震冈诸人编集时，把原拟的序收入，又不注明是代人作的，故三四百年后引起贤伉俪的考证。改定之要点似在“以世次为先后”一点。但《存稿》此序中“以大小差先后，以短长为小大”二句，实不好懂。岂淮安吴氏所见原书体例畧如后来的《白香词谱》、万红友《词律》之例，不依世次，但依短长为先后耶？若果如此，则后来改依世次为后先，是一大改动，亦是一大进步。此案情形，我猜想不过如此。《花间》、《草堂》都不是大书，明人习气好用新奇名字，故取“花草”之名。原名《新编》，后改《粹编》，似甚可能。无论如何，此种选本不值得“偷”，故“偷”字太严重。（《四库提要》又说“坊刻本卷首此序题作”“延佑四年陈良弼序”，而“其文则仍耀文语”！此则是坊贾之“偷”了）陈氏刻书时自序特别提及“素友”二吴之名，其用意亦绝非“偷”也。
总而言之，古人已死，不能起而对质，故我们若非有十分证据，决不可轻下刑事罪名的判断。“疑罪惟轻”，亦是此意。贤夫妇想能同此意也。
关于尊稿的名字，前函说，“评传”不如“传略”。我后来想想，或可称“吴承恩事迹交游考证”。此名重在“考证”，较可指出大作最用气力的主要点。你们以为如何？
此中“简谱”（不如改称“年谱”，因原无详谱，而尊作实系最详的年谱也。）部分，或尚可加详，把一切有关传记的材料，如《先府宾墓志》、《禹鼎志序》……之类，都摘出收入年谱。你看如何？
如《禹鼎志》序中“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此最关紧要，最可描写这个《西游记》作者幼年时所受民间俗文学的大影响，故不可不摘入传记部分。
《先府宾墓志》、《射阳文存》作“宾”不误，尊稿作“先府君”似当改作“宾”字？此文中的家庭史料，似亦当分载年谱中。
又“简谱”中每年之下似可加一句“先生约□岁”，使读者得一个约略的传记次序。你以为如何？
吴承恩的文集里很少佳文，故我只圈出他的《禹鼎志序》。你的评论偶有太热心的诗赞，这是作传记者对于“传主”应有热心，很自然的。但平心而论，吴承恩很像蒲松龄，他们都做古文，又都曾试用古文做小说，又都最后用白话做小说而大成功。《禹鼎志》的诸篇，等于《聊斋志异》的古文小说，都属于这个“试验”时代。（诗集中的《二郎搜山歌图》，可与《禹鼎志》参看）蒲氏先用古文作《江城》诸篇，次用套曲写《禳妬咒》剧本（“江城”），最后才用白话小说写《醒世姻缘》长篇。若两公皆止于古文传奇小说，而不进一步作白话小说，则两公皆不能有不朽大成绩。故我论中国文学史，特别注重“文学的工具”一个问题。工具不良，文学成绩亦必不大也。
我妄猜《禹鼎志》的短篇，或其中一部分，将来也许能在晚明的各种文学丛刻发见出来。
匆匆写这信，以代面谈。现时还有许多事纠缠着，一时尚不知何日能
来华府。敬问双安。
适之。卅五，三，二日下午。
说明：著名女学者刘修业上款。刘氏为胡适知交王重民夫人，同时代学者中研究吴承恩最深入者。
此为胡适中年重要论学信札一通，为市面所见最长的胡氏信件之一。信件不惟反映胡适严谨的治学方法，并自陈胡着《白话文学史》的侧重所在，亦衬托出其温和敦厚的品性及对前人的尊重和同情，是对胡适形象的完整呈现。
时在1946年，胡适与王重民夫妇均寓居美国。同年，胡适回国接掌北京大学校长一职。
信件因刘修业向胡适求教吴承恩研究而发，对此胡适提出了具体而微的批评。刘氏求教的范围，当即为其游学美国期间所著的《吴承恩年谱》、《吴承恩交游考》和《吴承恩著述考》三篇文章。
信件并反映出胡适在戴震研究中的收获，及其本人晚年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方向——《水经注》研究。
其一，针对刘修业在对吴承恩《花草新编》和陈耀文《花草粹编》两部著作研究基础上，提出陈耀文“偷”（即剽窃）了吴承恩著作的说法。对此，胡适从自身治学历程和考证两方面出发，提出“后人编集前人文集，往往不甚细心，往往贪多，不免有误收之件，而后来竟引起争端”，陈耀文可能曾请吴承恩、吴岫襄助编书二点，表达异议。同时，胡适写道“总而言之，古人已死，不能起而对质，故我们若非有十分证据，决不可轻下刑事罪名的判断”，体现其治学之严谨和为人的敦厚。
其二，胡适并对刘氏文稿的题目提出修改意见，且指出修改方向。这一建议或许最终促使刘氏将文稿一析为三，分别以上述三题发表。
在批评中，胡适特意选取吴承恩所著《禹鼎志序》作说明，自陈因基于其本人对吴承恩文章的判断，即吴氏不朽文名建立于其白话小说之上，古文传奇小说则很少佳文。在此观察上，胡适遂提出“故我论中国文学史，特别注重“文学的工具”一个问题。工具不良，文学成绩亦必不大也”，反映出其本人一贯支持白话文的宗旨。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胡适的观点，刘修业后来似乎全盘加以吸收，且在《关于吴承恩的生平及〈花草新编〉三则》一文中加以引用，可见其对胡适之敬重。
另外，此信于近半个世纪后，于编纂王重民年谱过程中首次刊布，有多次著录。

上款简介：刘修业（1910～1993），福建福州人，学者，吴承恩研究专家，同时代学者中研究吴承恩最深入者。王重民妻子。燕京大学毕业，先后赴英、美两国学习、工作。建国后曾就职于中国社科院。着有《吴承恩年谱》、《吴承恩交游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