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名称：

张頯 《出师颂》跋 手卷

图录号：

3671

年代：

--

艺术家：

张頯

材质：

水墨绢本

作品分类：

尺寸：

22×123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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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司：

北京保利

拍卖会名称：

5周年秋季拍卖会

专场名称：

咀英澄华—清代宫廷典藏中国古代书画夜场

拍卖时间：

备注：

声 明：

出版：《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选集（一）》，第84-87页，保利艺术博物馆编。著录：1.詹金凤《詹东园玄览编》《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第26页，中国书画全书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出版。2.顾复《平生壮观》《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第880页，中国书画全书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出版。3.吴升《大观录》《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第139页，中国书画全书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出版。4.吴其贞《书画记》《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第85页，中国书画全书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出版。5.安岐《墨缘汇观》《中国书画全书》第十册第317页，中国书画全书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出版。6.《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第六册第2614-261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出版。7.《隋贤出师颂》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藏历代名家墨迹·晋唐隋五代》第五册，紫禁城出版社出版。8.《隋贤出师颂》文物出版社文物制作中心制，文物出版社出版。9.徐邦达《重订故宫旧藏书画录》第1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97年出版。10.杨仁恺《国宝沉浮录》第3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题跋：（1）右后汉史岑孝山出师颂，米友仁审定。隋贤书。米元章书史载钱勰房下有史孝山出师颂，题作萧子云，亦奇古。宣和书谱有索靖章草四帖，内有出师颂。三家评论不同，校以文选，攸讃做赞。西戎作零。区寓作宇。鼎鈜作铉。穷域作城。令闻作问。言戎则所该者广，言零则一小戎耳。城字误无疑。馀皆通用。况我将军，此书脱我字。前后印文十三。可辨者。唐太平公主蕃书印一。宰相王涯永存珍秘一。越国公锺绍京书印一。半宋朝内府印三。馀未详。《法书苑》：索靖，字幼安，张芝姊之孙，官至征南司马，草书绝代。传芝草而形异。甚矜其书。名其字曰银钩虿尾。武帝爱之。时卫瓘索靖善草隶。王平南廙。曾得靖书七月廿六日书一纸。每宝玩之。遭永嘉丧乱。乃四叠缀衣中以渡江。今蒲州桑泉令豆庐器得之。叠迹犹在。靖草书入神品。按阁帖作征西司马。袁昂《古今书评》：索靖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法书论》：卫瓘索靖，俱效于张，亦各得其妙。识者以为卫得伯英之筋，索得伯英之骨肉。《宣和书谱》：欧阳询见靖碑，初过而不问，徐视乃得之，卧碑下不忍去。《法书苑》亦云，初唾之而去，后复观玩无巳，于是铺毡卧于其下，三日方去。（2）按文选注有两史岑，一字子孝。莽末人。一字孝山，后汉人。永初元年，滇零锺羌寇掠，诏邓骘屯汉阳。二年，拜骘大将军，出师颂所繇作也。宣和书谱，定为晋索庄侯书。意元康中西戎畔，拜靖大将军梁王彤左司马时欤。冀西平襄之役，无足称者，侯书是颂也。讬以寓规邪？借以归美邪？书有伯英风气，侯张弥甥也。度江前作草书，谓之结字，部位曲折，缜密严整，六朝间祖东晋，章草法废，谓萧子云随贤者似不然。予尝见侯急就章。及帖中七月廿六日书。书谱所定近是。侯自司马累加散骑常侍、后将军、游撃将军，追赠太常。又赠司空，进封安乐亭侯，谥庄。阁帖书谱犹称司马，传写之误，又谓征西为征南侯。尝作草书状。妙于体物。益所得意云。导江张頯达善。钤印：张达善、张頯审定鉴藏印：弘历（1711-1799）：御府图书、乾隆宸翰、乐寿堂鉴藏宝、古稀天子、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耄念之宝、寿、无逸斋精鉴玺、珍玩、子孙保之；颙琰（1796-1820）：嘉庆御览之宝；溥仪（1906-1967）：宣统鉴赏；安岐（1683-？）：安、仪周家藏、安氏仪周书画之章、安仪周家珍藏、心赏、麓邨；其它：太平公主蕃书印、永存珍秘、约、绍兴、内府秘书之印、刘完私印、刘中守氏、历代所宝、蓑笠轩印、书（半印）、物（半印）、轩（半印）、山牧（半印）、监书画博士印、琅琊王敬美氏收藏图书 展览：“宋元明清中国古代书画大展（二）”，保利艺术博物馆，2010年10月。张达善（1236-1302），宋末元初人，《元史》卷189有传。据传云，达善的先人为蜀之导江（四川灌县东）人，侨寓江南。他尝从金华王柏学习朱熹的学说，“用功既专，久而不懈，所学益弘深微密，南北之士，鲜能及之”。元世祖至元中，他受邀请到江宁，任江宁学官，因其得到朱熹的正传，从他学习的人非常多。“其在维扬，来学者尤众，远近翕然，尊为硕师，不敢字呼，而称导江先生”。（《元史》本传）后经推荐，朝廷特命为“孔、颜、孟三氏教授”。竞投本件拍品，请与本公司有关业务人员联系提前办理特殊竞投号牌。张頯跋《出师颂》的价值故宫博物院杨丹霞题跋作为书画的鉴赏者或拥有者自由表达情怀的方式，是中国书画的鉴藏史中特有的一道文化风景。它不仅传递了原作的精彩和经历，也彰显了历代鉴定家、收藏家的鉴赏品味。可以说，这种源于书籍收藏记录的艺术形式，不仅体现了文人游戏的高雅追求，更带有浓厚的学术色彩。我们今天考订一件古代书画作品时，其上面的题跋则是判断其真伪、时代和传承的主要依据之一。题跋记载着前人对作品的鉴定、考证、品评、买卖、收藏、传承等各方面内容，多用文字形式进行表述，也有以绘画的形式再现其中某些场景，它反映了这件作品在流传过程中，不同时期、不同鉴赏者对它的各种解读。因此，古代书画上的题跋是沟通今人与古人的桥梁。由于题跋在中国古代书画流传中的特殊地位，后人在评判一件作品的时候，往往会综合考虑作品本身和其题跋的价值，二者是互相影响的。书画作品的艺术价值决定了其题跋的价值，越是历史久远、艺术水平高的名家之作，其题跋越有参考价值；同样，题跋者越多、他们在艺术史上的名气越大、涉及到被题跋作品的内容越关键，对我们研究该作品的帮助就越重要，而题跋的价值也就越高。当然，其前提是该题跋不是后人伪造、拆配上去的。此外，一些题跋者在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没有单纯的书法作品存世，唯有这些题跋使他们的墨迹得以流传，这类题跋则更显珍贵。在中国书画收藏中，这种帮助我们鉴定作品，修正误判，同时还保留了题跋者书法孤品的案例有许多：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藏故宫博物院），如果没有金代张着的题跋，我们根本无从知晓其作者和年代，而这段题跋恰是张着唯一的存世墨迹，因此，此题跋也成为兼具学术研究、文物艺术价值的珍品，成为《清明上河图》在绘画之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藏故宫博物院）幅后元代班惟志长跋，不仅为我们了解画中人物身份、故事情节及场景提供了关键帮助，也为我们鉴定其书法《真草二体千字文》卷（《石渠宝笈》著录，现为私人收藏）的真伪提供了重要的佐证。如宋人李结的《西塞渔社图》卷（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旧传为王诜所作，幸卷后有南宋学者洪迈、周必大的题跋，不仅使我们知道了真正的作者李结，还为我们保留了这两位学者极其罕见的书法墨迹。上述在绘画作品研究中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题跋，其自身所处时代、艺术水平、珍稀程度乃至人文内涵皆毫不逊色于被跋作品。这件张頯对《出师颂》的题跋，正属此类书法遗珍。张頯（1236－1302），字达善，先祖为四川导江人，后侨寓江左，是元代著名学者。关于他的生平介绍，最早见于其好友吴澄为其文集所作的《序》及《墓志铭》中，后来的《元史·儒林传》、《元儒考略》及《宋元学案》等，皆引述于此。据吴澄《张达善文集序》记载，张頯受业于金华王柏，而王氏之学源自朱熹门人黄干，张頯精研朱熹之学，用功既专，久而不懈，所学弘深微密，终成一代理学名儒。至元中，讲学江宁学宫，朝廷特命为孔、颜、孟三氏教授，从其学者尤众，弟子中包括孔子五十四世孙孔思晦在内的众多知名学人，其学说对元代儒学发挥了巨大影响。张頯虽有专着及文集行于世，惜不传于后，仅其所撰《元重修孟母墓碑》、《元重修孟子庙碑》和《元重修孟子墓碑》三篇文章存于《山东通志》中。而其书法墨迹则更为罕见，故历代书法家传记中皆不载其名。但是，作为一代名儒，张頯的墨迹被视作学者书法，与书画名家的作品同样受到古代收藏家的重视，虽不得其作，仍存其名。例如吴升在《大观录》中即收录张頯，但在“元名贤法书”、“元贤法书”、“元明诸贤法书”等卷中，皆未见著录其书法，而只在“元贤诗翰姓氏”卷中，有“教授张頯”之名，述其身世传略。这说明他的书法作品在明代已世所少见，只得暂付阙如。目前所知，张頯的墨迹，除《出师颂》题跋外，还有一件著录于顾复《平生壮观》中，即其对苏轼《行草书丹元诗》卷的题跋。此卷又名《李白仙诗卷》，今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是苏轼的真迹。按照顾复的记载，卷后有金人蔡松年、施宜生、刘沂、高衎、蔡珪，元人张頯，明人张弼的跋，以及赵孟俯、乔篑成等人的藏印，而且他还特别强调张頯的题跋“考订几段甚长，书于宋绵纸上”，说明其题跋非是泛论之词，而是颇具学术价值的，故特别强调之。但是，今观卷中苏轼行书之后，金人及张弼之跋俱在，而独缺张頯之跋，而清代后高士奇、沈德潜跋语亦未提及，则张頯题跋应是在顾复之后、高士奇之前被人截去。此卷苏轼书和前后跋文皆是真迹，据此推测张頯之跋亦应不伪，只是散佚人间，不知所踪。则此《出师颂》跋文为目前仅存之张頯书法孤品，更显珍稀。张頯对《出师颂》的题跋，是我们今天认识其书法的唯一例证。其书法是典型的宋元时期学者书法的风格，结字得颜书体式，有晋唐遗韵，重视行文之流畅自然，于笔画转折处不甚细究，与其翩翩文风相得益彰。张頯此跋不但因孤品存世而甚为难得，而且，他关于《出师颂》内容、文字的考证，亦颇具开创之功，学术价值极高。张頯跋文分两段，前段画有界格，内容是对《出师颂》不同书写者相关记载、重要收藏印、文字内容异同的叙述及考校，并重点著录了历代书史对索靖的评语。后段无界格，内容是对《出师颂》文章作者、写作背景的记述，以及对书写者是索靖的认定。张頯这种分段书写，长篇考证的题跋特点，与顾复《平生壮观》中记载的他对苏轼《丹元诗》题跋的“考订几段甚长”的描述相吻合。虽然张頯对《出师颂》书写者的结论，由于遵信《宣和书谱》而出现偏差。但是作为学者，他运用以文献证文物的考证方法，在跋中胪列各家之说，线索清晰；对原文作者、历代藏印和文字异同的考订亦皆言简意赅，结论准确。今天看来，他的这些考订对于《出师颂》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张頯最先区分了汉代历史上出现的两位名叫“史岑”的文学家，指出谁是《出师颂》的作者。张頯以《出师颂》一文作于东汉永初年间，断定此文作者不可能是西汉末年王莽时期的字子孝的史岑。二、张頯最早对《出师颂》墨迹中钤盖的十三方藏印中的唐、宋印进行了辨识，特别强调和确认了唐太平公主蕃书印、宰相王涯“永存珍秘”印、越国公锺绍京“书印”半印，以及宋内府三方印。除了对“书印”半印为锺绍京印的判断有误外，其余结论都精准无误。他对这几方早期关键藏印的辨识，厘清了这件作品在唐、宋时期的流传情况，并被明清众多鉴藏家的著录所信服、沿袭。三，张頯最先利用《昭明文选》中所载此文，校勘这卷墨迹的文字，发现其中不同者七处，即“攸讃”做“赞”，“西戎”作“零”，“区（上“宀”，下“禹”字）”作“宇”，“鼎鈜”作“铉”，“穷域”作“城”，“令闻”作“问”，“况我将军”，此书脱“我”字。并且指出“零”与“戎”字不同，但表达含义相近；“城”是误字；墨迹中脱“我”字；其余四处是通假字。这些结论除“鈜”与“铉”相通一条外，其余都是正确的。由于时代和所见的限制，张頯题跋在上述三个方面考证的结论，间或有某些不完整和不准确，但瑕不掩瑜，他对《出师颂》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不但是最早的，而且是科学的。后世的很多鉴藏家，特别是一些具有传统学术背景的学者在研究《出师颂》时，多受其影响，因为这样的题跋超越了简单的艺术鉴赏的层次，上升到了学术的高度，可以说对《出师颂》研究贡献巨大。关于张頯此跋与《出师颂》本幅分开的时间，按照《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的记载，此隋人书《出师颂》在宣统庚申年（1920）九月二十三日，与其他七件书画手卷一起被“朱大人借走”；之后在这八件作品后用小字标注“辛酉（1921）八月朔六日由陈大人还回五件”，但没有明确说哪五件还了，哪三件还未还。不过，从溥仪在宣统十四年（1922）十一月初九日赏溥杰的二十五件书画目录中包括这件“隋人书史岑《出师颂》一卷”来看，此卷被还回宫后，又通过赏赐溥杰的方式被偷带出宫，而此时书卷应是完好的。另外，从目前作品与题跋分开部分的接口看，不似抢夺中撕裂的样子，这和以往拍卖过的明代杨慎行书《禹碑考证卷》（中贸圣佳2003年拍出）的争抢撕裂的不规则痕迹完全不同，而是有意识将其分割开的。这说明，此卷不是溥仪带到东北后，在1945年苏联红军入境后被伪满兵争抢扯开的。我个人的推测是，张頯题跋与《出师颂》本文很有可能是溥仪在天津时期将其售出后，被好事者或古玩商人有意识分开的。作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经典，《出师颂》本文及其前后题跋，无论从学术上，还是从传承上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美的整体，因此，在《出师颂》本文及引首早已由国家收购回归故宫之后，我作为一个专业研究者，多么希望张頯考证谨严、书法秀美的这段题跋能够被事业有成、热心公益的企业家或艺术爱好者购得，捐献给故宫博物院，这将让支离破碎了百年的《出师颂》终可完璧，也会为故宫表彰捐献文物者的“景仁榜”再添上令无数国人欢喜赞叹，也让捐赠者后世子孙骄傲自豪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