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文：1. 援安先生阁下：东原、竹汀、愿船等卷均已到，有暇何妨来园赏玩之。又有人送来王伯申联，弟以为真迹，大约十六元可得。弟已有之，不更收也。四库珍本及《丛刊续编》，弟与菊生商妥十部以上可打九折。弟刻正纠同人为之，学校及邺架是否需此，乞酌定见示为幸。手此，即候撰安。弟增湘拜启。《元秘史》样本，来函言已寄出矣。 2. 援庵先生阁下：闻文驾已归，未得奉唁为怅。前阅诸学人殿试策，弟决定留戴一册，其余恣君所择。择定后见告，因尚有他人欲分得也。其价百元自可商，弟以七十至八十为度，分定再与商。此候素履。弟增湘拜启。 3. 手示敬悉。竹汀、西庄二卷检出，藉来使奉上。此外各卷，能为鼓吹，俾得多售，则商价较便利，盖渠意以悉数脱手为妙。今纵不能，或为销去过半数，俾得成数。闻此公将北来，待此为资斧也。复上援庵先生。增湘拜启。金榜、凌廷堪、胡秉虔、胡培翚、何秋涛、邵晋涵、朱筠、李慈铭，共八本。 4. 援庵先生侍右：昨奉惠书，指示《册府》宪官振举门窦贞固奏国忌事脱文，遵即检《南齐》礼志、舆服志及本书三十一及五百七十七各卷，校校一过，夺文错简，为之厘正，积之疑滞，涣然冰释，欣快之情，难以言喻。执事淹贯群书，探索详赅，有叩斯应，真吾党之益友，既喜且佩。弟所怀疑者为国忌、加冠两事，君乃并下条伏曼容议亦为之纠正，洵可谓举一反三矣。近时读书者多粗疏，漫不经意，遇有不可解者辄不欲深求。如《册府》煌煌鉅编，孤行秪有此本，前辈亦未曾校订，今以此三事推之，其中羼杂之文，夺讹之字，正不知凡几。校勘考订，其程功非旦夕可成，此吾辈所当努力者也。我公精力英健，固游刃有余，弟虽颓老，亦愿奋炳烛之余光，合力采此新矿也。拉杂奉报，顺候起居。弟增湘拜启，月当头之夕。 5. 援庵先生阁下：顷承清教，以座有俗客不及鬯谈为歉。大箸遵拟成一序，录以奉政。自知疏陋，少所发明，聊以表敬佩之忱而已，祈痛加削正，或可付梓也。手此，即候台安。弟增湘拜启，十二月初四日。 出版：1. 《陈垣先生往来书札》P286、287、293-295，陈垣等著，陈智超编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2年。 著录：2. 《陈垣来往书信集》P54-55、63，陈智超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3. 《陈垣年谱配图长编》P363、423-424、426，刘乃和、周少川等著，辽海出版社，2000年。 4. 《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P83、88-90，陈智超编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说明：陈垣上款。 此为傅增湘论藏售卖珍本古籍及校刊作序的信札5通8页，围绕《四库全书》珍本及清代名人殿试策、新著作序等内容而作，涉及戴震（东原）、钱大昕（竹汀）、王鸣盛（西庄）、金榜、凌廷堪、胡秉虔、胡培翚、何秋涛（愿船）、王引之（伯申）、李慈铭、《元秘史》《册府元龟》《旧五代史辑本发覆》等。 其中三通信札围绕清代名人科举殿试策而作。傅増湘对清代科举制度史研究用力颇深，所撰《清代殿试考略》于1933年由天津大公报社印行。据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34年4月6日，傅去函张元济，言“顷有人持来殿试策十本。皆名人手笔。每本索百元。钱大昕、朱筠、邵晋涵、戴震、金榜、王鸣盛、胡秉虔、胡培翠、凌廷堪、何秋涛。如有人要，乞示知，侍只留一本也。”4月16日，张元济复函，云“名人殿试策拟与友人合购四本。钱大昕、王呜盛、戴震、朱筠。或邵晋涵、何秋涛以代戴、朱亦可（此指四本而言）。拟要求七五折，若不能，则只留钱、王二本。若均已售去则作罢。”由此可知，傅致张信中所及“只留一本”即“决定留戴一册”，而“因尚有他人欲分得也”，或即指好友张元济。 在信中，傅增湘谈及四库珍本及《丛刊续编》的销售办法。1934年8月，陈垣、傅增湘、张元济等十七人一同受国民政府教育部之聘，组织编订《四库全书》未刊珍本目录委员会。据《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34年1月24日，傅致张元济函：“四库珍本预约有友来商。拟援前者丛刊之例。一人购十部以上者略予折扣。此可行否？祈酌示。闻《四部丛刊续编》已定目发行预约，同人亦思购十部以上之利益，能否通融？”与信中“弟与菊生商妥，十部以上可打九折”相照，可知傅氏提议已得到张元济的首肯。又据该书2月24日载，张元济去函傅氏云，“前陈垣翁假阅《元秘史》，现已照出，即日可将印出毛样寄去”，当指“《元秘史》样本，来函言已寄出”。可知此信稍晚于1934年2月24日。 十二月初四日信中所及“大箸”，当指陈垣1937年底完成的《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是书成于北平沦陷之后数月，系陈垣借历史研究抒发自己对国家命运深切关怀的力作，傅增湘为之作《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序》。 另信中有“文驾已归，未得奉唁”语，当指陈母之丧。《陈垣年谱配图长编》载，1934年3月24日，生母周太夫人逝世，陈垣回粤奔丧。可知其时陈垣甫由粤返京。 均使用花笺书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