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录:著录：第七封著录于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53-754页。 第八封著录于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98页。 第九封著录于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98-799页。 第十八封著录于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62页。 第二十六封著录于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34-1035页。 第三十封著录于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15页。 第三十四封著录于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32-933页。 第四十三封著录于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909页。 第四十四封著录于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50-951页。

拍品描述:水墨纸本 册页四十五通 第一封 信札中提及的“和甫”为邓毓怡（1880-1929），字和甫，与上款人籍忠寅同为晚清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在莲池书院的弟子，两人共享诗名，吴闿生《晚清四十家诗钞自序》中标举吴汝纶17位年辈稍晚而诗才卓绝的弟子，二人便赫然在列，因此当梁启超着心于诗学时，便觅得一清净楼阁，欲邀两人畅谈。 第二封 此封信札当作于1918年，信札开头提到的“小女夫妇”即梁启超长女梁思顺及女婿周希哲，两人于1915年成婚，周希哲为外交官，因此帮梁启超晤见美国大使。又后文言及将“第一着须先将尚志事定局”，所说的即为信中“静生”范源濂与梁启超等一同组织的尚志学社，陆续开办尚志法政专门学校，设立尚志医院、编纂《尚志丛书》等，梁启超对此学会寄予厚望，多方筹集资金，此信即为与上款人陈叔通商议筹款缘起章程之事。1920年梁启超从欧洲考察回国，在梁启超直接领导下，尚志学社在学界的影响有了极大提升。尚志学会参与了共学社、讲学社的图书出版活动和中外文化交流活动，活跃了中国知识界的思想，丰富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并推动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 第三封 “海门”为胡源汇，清朝末期留学生，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后加入民社党。归国后追随梁启超，任民国元年议员，其后任造币局局长以及天津法政学院院长，学生中有李大钊。后又任国民政府黄河治理委员会委员长，于任期去世，享国葬待遇。这封信中的“径辞”为“径廷之辞”，意思是相去甚远的偏激的廉洁，正与随后引用的陆游诗句“本来吾道合长饥”同义。信中的李藻孙为梁启超之侄，汪子健为国内第一所专门研究和教授法律的大学“朝阳大学”的创办者之一。 第四、五封 这两封信当作于1916年，根据《袁世凯全集》，梁启超的同乡林竹琴于1915年10月2日分发至云南任广南县知事，于是发信二封给时任云南省财政厅长的籍忠寅，望他照拂一二。根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46辑》蒙自县警务员苏镜川口述，林竹琴在讨袁反帝的护国军兴运动中主动率领县署法警催缴粮米以作支持，办事称职之外又在地方居民口中颇有美誉，在那个风雨飘摇的乱世兼顾此两端实属不易，难怪梁启超称其为“不可多得之才”。 第六、七、十二、十三封 第六封信作于年1916年1月29日，上款为“幼苏”陈廷策以及“亮侪”籍忠寅，两人同为云南财务厅厅长。在1915年袁世凯称帝后，蔡锷与“蓂督”唐继尧宣布云南独立。在护国讨袁之后，百废待兴，梁启超连发蔡锷等同人五封信进行商议，包括督促蔡锷督军入蜀、补充军队训练编制、云南财政计划等事宜。而两位云南财务厅长却久无消息，让蔡锷、梁启超甚为心急。给蔡锷的五封书信皆可见于《梁谱》，这第六封信可谓是重要的资料补充。第七封信作于同一天收到蔡锷信，知悉籍忠寅仍在云南之后，言及游说冯华甫及筹款和接济《时事新报》各事，著录于《梁谱》之中。第十二封信当作于同一时期，梁启超急切地希望得到籍忠寅对自己所制定的财政计划《扩充富滇银行说帖》作出可行性判断。第十三封信则为第七封信之后续，与籍忠寅商量《时事新报》购买纸张的资费，《时事新报》为梁启超等“讨袁党”唯一的言论机关，所关甚巨，因此梁启超颇为心急，反复发信询问。 第八、九封 此二封信作于1916年10月20日以及24日，为致籍亮侪报告粤中政情，都著录于《梁谱》。“芝老”段祺瑞嘱咐梁启超调和时任广东省长的陆荣廷以及广东督军朱庆澜二者之间的矛盾，可能是为避免信件被他人截取落人口实，梁启超以历史上有过心学、理学之争的朱熹和陆九渊代指二人，朱熹和陆九渊曾在鹅湖论辩，因此两人争端在信中被称为“鹅湖异同”。 第十、十一封 此信及明信片当作于1922年6月27日之后，根据《梁谱》，籍忠寅当时给梁启超致信一封，邀梁启超入京谈报馆问题，又说“志先”蓝公武“与崧生、伯英等有另组政团之议，旧同人之分裂势所难免”，即本信中所说志先“欲舍我而高蹈”一事。 第十四、十五、十六、十八封 第十八封著录于《梁谱》中，误为1918年5月5日，实则为5月15日，以此作为参照可知，第十四封信当作于同年1月28日。两次信中梁启超都嘱咐籍忠寅将“叔鲁”***转交的公款归还公处，又嘱咐籍忠寅需“寄精神于政治之外”，并让籍忠寅劝蓝公武与自己一起出游欧洲。第十五、十六封信当作于同年5月15日之后，三封信中资金往来当为此年在上海创立松社所用，松社是为纪念蔡锷（字松坡）而成立，亦是后来松坡图书馆的成立基础之一。 第二十封 此信当作于1918年。根据梁思庄（1908-1986）的回忆，在她十岁那年，梁启超的二房王桂荃所生的女儿患上白喉而夭折，也是梁启超唯一一个夭折的孩子，即信中籍忠寅所吊唁的“殇女”。“志清”为任可澄，时在贵州修订《贵州通志》；“溯初”为黄群，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他几乎参与了温州所有重大民生建设的事件。该年梁启超正着手通史之作，因着书过勤后患上呕血病，随后读佛书以休养生息，此次患病又读佛应当有不足为外人道的殇女之痛。信中所言“发表名义”当指当年完成的通史之作。 第二十二封 此信当作于1926年6月26日，据《梁谱》所载，该年6月29日梁启超收到任可澄所作所被嘱咐的墓志一篇，回信感谢的同时议及商改组京师大学及庚款用途各事。“请帖百余”当为邀请国立京师图书馆开幕一事。“世缃”即吴笈孙，早年入徐世昌幕府，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捐书给梁启超筹办的松坡图书馆，即经由吴笈孙之手。 第二十三、二十八封 此信作于1919年元旦，正是梁启超出游欧洲之时，当天正在香港小歇，于车旅劳顿之中依旧给籍忠寅任事之不顺送去宽慰，第二十八封信中又载在出游欧洲归来后，给籍忠寅送上纪念物——精致的德制画瓷照片一张，足见两人感情之笃。此一香港停留的具体行程为《梁谱》以及《欧游心影录》所未载，对这一重要的文化之旅的启程作出了重要的史料补充。 第二十四、四十三封 此信当作于1920年5月14日之后。据《梁谱》记载，当日“抟沙”（王敬芳，《梁谱》误作“搏沙”）来信，请梁启超为中国公学撰写募捐文。中国公学是清末留日学生回沪组建的学校，王敬芳此时正担任该校校长，梁启超为此校也颇费心思，于1922年出资购地建新校舍。而与此时正一同进行、也需要筹资的事还有与籍忠寅等人一同建立的共学社，这一学术社团以“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为目标，可见本册第四十三封信，所作时间为1920年5月12日，亦载于《梁谱》之中，因此梁启超在信中问籍忠寅两事是否相妨。信末梁启超为籍忠寅又送上小楷一轴，根据Lot50对梁启超书法润格的考证，梁启超担心自己书法被人劫取而等熟人顺路带去并非多虑。 第二十六封 此信为梁启超为姚华1925年五十岁生日所作五言长诗，梁启超对此诗颇为满意，在5月11日与子女的书信中非常高兴地抄录了一遍，并形容为“做得好顽极了”，12日又给林宰平一书，商修寿文一事，13日又再发林宰平一书，根据其在上一份诗稿上的涂改的意见定稿。此处所录与家书上有个别字差异，又少涂改痕迹，当为《梁谱》中所说的定稿无疑。 第二十七封 上款人“季常”为蹇念益，与梁启超关系紧密。此信当作于1922年松坡图书馆正式成立前夕，“黄陂”为时任大总统的黎元洪，于该年亲自下命令拨北海快雪堂为馆址。松坡图书馆成立之初财力不足是主要问题，因此梁启超从黄群（溯初）处筹得五千，亲自撰写馆内对联，又致函感谢黎元洪，与蔡锷感情之笃可见一斑。 第二十九封 此信当作于1918年，据《梁启超家书校注》所载，该年10月8日梁启超给其弟梁仲策发去一书，嘱咐其领取***藏书。松坡图书馆的筹建历时6年，这批书当暂存于上海松社，后随馆址的确定迁入北京。 第三十封 此信见载于《梁谱》，作于1920年，为梁启超致梁伯强、蹇念益、王敬芳等十氏书，信中内容为关于国民动议制宪运动的经过情形，这一运动大概后来没有成为事实。 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七封 此二封信为梁启超为共学社之维持筹集资金，当作于1922年。该年5月21日“百里”蒋方震曾致信梁启超商量为共学社垫款一事，为维持此项文化事业进行、补助留学生等，梁启超多方筹款。本册第三十七封即载有共学社为留学生提供资助的详情。 第三十三、三十四封 第三十四封信著录于《梁谱》，作于1921年8月16日，为致籍忠寅、蹇念益二人，商对时局态度及办法。第三十三封信当作于同年8月10号，当时蒋方震南行探查时局状况，与同人晤面，并将相关情况报告给梁启超。 第三十八、三十九封 1918年七八月间，梁启超致陈叔通书，商松社开幕和拟办杂志等事宜，此二封信当作于之后，松社运转困难，梁启超望籍忠寅说服陈叔通帮忙周转，甚至考虑变卖自己所持有的北京通易保险信托公司股份以通融两万，让松社破产“终不成事实”，既见梁启超、蔡锷二人师生情深，又见梁启超对于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贡献。 第四十一、四十二封 此信作于1924年，信中提及的“国学院”即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此时尚在筹备阶段，梁士诒曾向梁启超谈起，于是将开办的办法草稿出示给梁士诒。然而实际上此时各类花销款项全无着落，梁启超虽有意参与，但并不想公开，不料梁士诒竟有让梁启超署名发表的想法，一旦刊登出便有“命令”性质，不便再谢绝。于是梁启超连发数信，致电数位友人解决此事，幸而最终与梁士诒在天津见面后将此事压下。 第四十四封信 此信著录于《梁谱》，作于1922年2月27日。该年2月4日，中、日鲁案交涉在华盛顿解决签字后，政府便筹备进行接收事宜。于是梁启超于同月27日致籍亮侪一书论接收胶州办法。 第四十五封 此信当作于1922年6月间。该月梁启超曾于该月10日致信黄溯初、张东荪、张君劢书言“时局如弈棋，吾侪旁观者惟有叹息”，与本信开头“日来气象似颇不佳”相合；随后又述及壬三愿意前往南京，解决《晨报》与银行之纠纷。“两报事”当指《申报》与《晨报》，五月末梁启超曾在《申报》上发表文章议政，又多次与友人论及《晨报》之运转。据《梁谱》该年6月27日，籍忠寅致先生书，邀入京谈报事及时局问题。 第十七封 示悉件已由兴业交到。日来拼命学书。当有以请益耳。旧历改岁必入都小作盘桓。敬复亮兄，制，启超。腊不尽四日。 第十九封 常稷生家讣帖。望即检一分饬送草厂头条。广州馆罗旉庵处。敬上亮兄。启超。 第二十一封 示悉。刘君公启。乞代列贱名。敬复亮兄。启超。廿八。 第二十五封 吾知公此数日间所往矣。所揣当不误。兹事关系颇大。不可不十分审慎。能来此一熟商最妙。敬上老亮。启超。廿四。约佛苏共语之件。希即进行。 第三十五封 君励转来只今电呈阅。此事总须筹一结束。愈久则愈费。拟汇五百元与博生。为彼料理。惟弟私人现实无此力。欲请亮兄在公款一设法何如。敬上亮才、宗孟两兄。启超。廿八。 第三十六封 复示悉。博生恐无力垫款。似电博嘱转交为是。但一面电转一面电告只今言。措词如此。已嘱博垫最妥。两处，住址想宗孟有之耶。两浑。五日。 第四十封 有极要数语立待商决。请必即来。敬上老亮。启超。十二日。 本信札册包含梁启超信札共四十五封，时间跨度超过十年，其中9封见载于丁文江、赵丰田所编撰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以下简称《梁谱》），而其余信札则可与《梁谱》一一印证，内容翔实，包罗万象，民国时期政、商、文化界名流皆有涉及，可作为梁启超后半生学术、救国思想、生活细节的重要补充。 在中国近代史上，文化的革新至少可以从戊戌维新开始讲起，而京师大学堂便作为其革新的成果长存了下来，在1912年更名为北京大学。《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将北大概括为“中国20世纪文化精神的缩影”，更有学者表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大学像北大这样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中国近代史中举足轻重的思想解放“新文化运动”以及标志着爱国主义发展进入崭新阶段的“五四运动”都与北大息息相关，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青年》杂志的多位骨干都在北大任教，北大更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各种思想在这里交汇碰撞，文化之气象中生机无比旺盛，方知“北大的校史即中国的国史”（郭罗基语）并非虚言。 本专题贯穿北大百年校史，以为京师大学堂草拟章程的梁启超为开端，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关人员如***、鲁迅等为焦点，再以这两大运动影响下培养出的多位现代化人才作为结尾，从具体的作品去感受这段辉煌历史的亲历者的思想，去感受这群风流人物所处的历史那不息的、流转至今的波澜。 在《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一书中，陈平原说：“回过头看20世纪中国，就思想文化而言，最值得与其进行持续对话的，还是五四。一代代中国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不断地与五四对话，赋予它各种‘时代意义’。”这也是本专题所感同身受，并希望以北京大学作为具体载体再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