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名称：

1953至1990年作 《屈原》相关批改稿及自拟简历

图录号：

2676

年代：

1953至1990年作

艺术家：

郭沫若

材质：

作品分类：

尺寸：

--

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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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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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司：

西泠拍卖

拍卖会名称：

2018年秋季拍卖会

专场名称：

雪堂雅集：罗振玉、王国维的学术世界

拍卖时间：

2018年12月15日-17日

备注：

著录：Chu Yuan：A Play in Five Acts（《屈原：五幕剧》英文版），外文出版社（Foreign Language Press），1953年。（另可参考德文版：Qu Yuan：ein Schauspiel in funf Akten，Verlag fur Fremdsprachige Literatur，1980；英文版再版：Chu Yuan，Foreign Language Press，1978；《屈原》一书版本可参考：开明书店，1935年；文林出版社，1942年；羣益出版社，194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1962年再版）；日本岩波书店，1956年。其中外文出版社该稿参考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出版：《雪堂雅集：罗振玉、王国维的学术世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声 明：

计有：1.郭沫若毛笔批改《郭沫若小传》。其中分三稿，批改一稿四页，其余有二稿，共十二页。改动为：将“在留日时期”改为“在那儿受到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双重监视”、“五零”改为“四九”、“参与了”改为“自”、“和一九五零年两”改为“起即代表中国人民参加了历”、“理事，”改为“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赫尔辛基大会后，世界和平理事会改选，他仍被选为副主席之一人。”、“活”改“和平活”；删去了“反对美国侵略”和“一九五二年荣获第二届‘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防奖金”；增加了“学近代医学”、“便”、“潜逃”、“通过艺术形象，复活了这位古代爱国诗人，并”、“一九五零年华沙”、“和亚洲区域”和“一九五六年二月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成立，他又被选为主席”。2.郭沫若毛笔批改《郭沫若小传》法文本，上有郭沫若毛笔签名。订于《屈原》法文本各种附件（含目录、内容说明、封面说明、前言、郭沫若小传。）中。批改一稿共四页。改动为：删去了“在报纸上”四字，改“历史”为“社会”以及改“及”为“和”。附中宣部抄写郭沫若传记一份，《郭沫若小传》打字清样一份。3.郭沫若毛笔批覆外文出版社《屈原》出版信函四通，所注累累。夹于“留底函件”一册中，另有致郭沫若十通、傅抱石二通、周扬一通之去信抄稿批覆其一为：“史剧《屈原》，我已大加修改，原稿已送周扬同志，请你们去信接洽一下。英译请依据修改本。其中有（划去‘修改序’三字）‘著前致辞’即可当序，可不必另作了。画像我手中只有近人傅抱石画的一帧。如需古画，请函团城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郑振铎局长代觅。郭沫若。一.廿一”。批覆其二为：“髙的漆雕像比画像好，可以用”；批覆其三为：一、在“作者像”旁边注了“太年青了。请换一下”，二、“屈原画像”变注“画像像个洋梨子，我不喜欢，请撤销。丝毫也没有表现出屈原的气度”；三、“作者简介”边注“稍加了一些修改，阅子（屈原）这个剧本，只说到政治意义，到底有无艺术价值未提到，请你们斟酌。假使只有点政治意义，那就值不得译成外文了”，四、“拨冗决定本书选目”边注“请你们自己选。或者选个目录给我看看”，五、“并写一篇序文”边注了“不准备写”和“看你们高兴，我有篇《序我的诗》见《沸羹集》139页，可选用”，六、将文稿中错别字“垂”改为“无”，4.外文出版社出版《屈原》英文版、法文版时部分校样、印刷文档等一批。附符家铭致杨承芳信一通二页，内容报告《屈原》修改情况。说明：此为郭沫若为再版其著名的历史剧《屈原》时所作的修改稿以及自改简历，对于研究《屈原》的版本以及郭氏的自我认知有重大意义。在《屈原》一书中的“郭沫若小传”部分，郭氏作了大量亲笔批改，如将“在留日时期”改为“在那儿受到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双重监视”，并增加了“一九五六年二月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成立，他又被选为主席”等。总体上，郭氏在小传中突出了从事进步活动中遭遇的困难，同时将自己的活动更密切地和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联系起来。据郭氏跋中可知，1953年外文出版社版《屈原》以郭氏在更早版本上作了大量修改之后的本子为底本，其修改稿业已交付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的周扬。自1942年发表《屈原》以来，郭沫若曾先后在1945、1948和1953年作了三次修改，而1953年这一版既是最后的版本，且被认为是最好的版本，之后再版基本都用的是这个本子。而外文社翻译的这一版，其底本即是1953年这一版。由批文可见，郭氏对于该书的出版非常重视，除修改书中的传记外，甚至连插图都有很高的要求，指出插图可选用郭氏手头的傅抱石作品，而如果要用古画则可请“郑振铎局长”代觅。另外，郭氏也对编辑只提《屈原》的政治意义而不及其艺术价值表达了不满，认为“假使只有点政治意义，那就值不得译成外文了”。可见，郭并不认为出外文版《屈原》仅仅是凸显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除了重大的现实意义，郭氏希望外文版的读者对此书的艺术价值也同样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