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名称：

8世纪 唐代写本 敦煌写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十三》 大谷探险队将来经 初分教诫教授品第七十三 三藏法师玄奘译 立轴 水墨纸本

图录号：

1249

年代：

暂无

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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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质：

作品分类：

尺寸：

48×25.8cm

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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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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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388952
USD：51750 GBP：0 EUR：37950

拍卖公司：

北京荣宝

拍卖会名称：

2018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专场名称：

一念莲花开·敦煌写经及佛教艺术专场

拍卖时间：

2018年12月03日

备注：

提要：本件写经长48cm，宽25.8，有乌丝栏，纸张有帘纹，日本卷轴装裱， 从书法来看是一件难能可贵的吐蕃写经中的精品之作，通卷字体规整流畅，心正笔正，抄写虔诚。此卷和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的来自大谷光瑞的写经和本公司18春敦煌写经场从书法跟纸张如出一辙。大谷光瑞（1867—1948，京都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宗主，第二十一代宗主大谷光尊的长子）于1902 年到1914 年间，先后三次派遣“中亚探险队”，深入我国新疆、敦煌一带“探险”寻宝。1900 年大谷光瑞被派往欧洲考察宗教，见到斯文赫定等人中亚探险的成果，决定利用回国途中前往中亚探险。第一次探险（1902—1904）由大谷光瑞率领，自伦敦出发，经撒马尔罕，进入喀什噶尔。光瑞父亲去世临时赶回日本，另外两名队员渡边哲信和堀贤雄则前往和田、吐鲁番等地，经西安回日本。第二次探险（1908— 1909）由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前往，主要在吐鲁番、楼兰、库车等地。第三次探险（1910—1912、1911—1914）先由橘瑞超从伦敦前往吐鲁番、楼兰、和田等地，后派吉川小一郎前往，与橘瑞超在敦煌会合， 分别从王道士及其他人手里买到一批敦煌写本并相关文物。敦煌写经卷集中四次大的流散分别是英国的斯坦因，法国伯希和，俄罗斯奥登堡跟日本的大谷光瑞， 欧洲的三批分藏于各国博物馆，大谷光瑞的收藏的敦煌写经长卷基本都经过二乐装的装裱，后来较为集中的收藏于旅顺博物馆后转存国家图书馆，韩国国立博物馆，日本京都龙谷大学，流散于世的非常少，据专家统计只有大概四五件左右，罗振玉曾得到一卷大谷藏经，有做长拨，后入藏国图。此件写经记录着敦煌写经卷最后一次的大规模流散，是敦煌宝藏流散的重要见证。又见大谷探险队所得敦煌遗书方广锠1900年夏天，道士王园禄在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一个藏閟约达千年的洞窟，其中封存了大量的古籍文物，这个洞窟现被敦煌研究院编为第17号窟，亦即著名的藏经洞。关于藏经洞的发现经过、藏经洞发现后人们对它的态度与处理方式，现在存在着种种传说。这些传说是否历史事实，有些尚需进一步研究，有些可以肯定为误传。如有的论著称：甘肃官方曾计划将藏经洞文物运到兰州保存，但因运费无着而搁置，故暂交王园禄管理。这原是王园禄糊弄斯坦因的话，被斯坦因记录在他的著作中，没想到“出口转内销”，至今误导着一批研究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与当地诸色人等的不以为意相比，外国探险家则将这批藏品视为至宝。斯坦因、伯希和相继而来，捆载而去。其后北京学人自伯希和处得知消息，急电陕甘总督，要求将洞中剩余运送北京，不使进一步流散。但在这一过程中，王园禄曾有藏掖，有关人等又上下其手肆意盗窃，使藏经洞文物再遭浩劫。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此处不赘。斯坦因于1907年、伯希和于1908年先后抵达莫高窟。1910年，藏经洞文物捆载运京。1911年抵达敦煌的大谷探险队则是第三批到莫高窟的外国探险家。关于大谷探险队的组建与活动，已有很多论著介绍，此不赘述。先期到达敦煌的是橘瑞超。橘瑞超1910年8月从伦敦出发，经俄国西伯利亚入新疆，考察吐鲁番、楼兰、喀什等地。原计划完成在新疆的探险以后，前往西藏，但因故未能成行。于是从新疆逶迤东行，来到敦煌。其后到达敦煌是吉川小一郎，他于1911年10月在敦煌与橘瑞超会合。完成在敦煌的考察后，橘瑞超假道西伯利亚，1912年6月回到日本。吉川小一郎则继续在中国新疆等地考察后回到日本。由于橘瑞超与吉川小一郎到达敦煌的时间为1911年，当时敦煌遗书已经运京，藏经洞已空。但是，藏经洞发现于1900年，10年间，经王园禄之手，流散在当地的敦煌遗书数量相当可观。此外，押运赴京之前，王园禄藏掖了一批，乃至1914年第二次到敦煌的斯坦因又从王园禄手中得到约600个卷子。因此，1911年橘瑞超等人还是搞到不少敦煌遗书。由于橘瑞超与吉川小一郎是分别回国的，所以，他们得到的遗书也分别两次运回日本。其中橘瑞超带回的共计430件，吉川小一郎带回74件。此外还有2件汉文遗书、211件藏文遗书，具体由谁带回待考。总之，大谷探险队在敦煌共得到汉、藏文敦煌遗书717件。橘瑞超带回的敦煌遗书最早收藏在大谷光瑞在神户郊外的别墅二乐庄。1914年8月，二乐庄曾举办过一次“中亚发掘物展览”。当时正在日本的罗振玉参观了这个展览，并得到橘瑞超所得敦煌遗书的目录。其后，罗振玉以《日本橘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为名予以发表。这是我们知道的关于这批遗书的第一个目录。大约在展览后，这批遗书被再次编目，加上千字文编号，并被通卷托裱，卷首为云龙织锦护首，洒金笺扉页，卷尾则接出拖尾，尾轴两端装玻璃水晶轴头。而由吉川小一郎带回日本的遗书则均未装裱，保持原样。故我们现在可以根据装裱形态，鉴别出橘瑞超当年带回日本的这批敦煌遗书。其后，由于种种原因，大谷探险队所得敦煌遗书的主体部分被转让给日本设在中国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即所谓“满铁”。后又由“满铁”交给位于中国旅顺的“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1918年4月，该馆改名为“关东都督府博物馆”。1919年4月，又改名为“关东厅博物馆”。1934年12月，改名为“旅顺博物馆”。转让后的下余部分，则继续保存在日本。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旅顺，连同旅顺博物馆均由苏联接管。1951年2月，苏联政府将旅顺博物馆移交中国政府。该馆其后改名为“旅顺历史文化博物馆”，并开始对馆藏文物进行清点、整理。由于在整理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今国家文物局）得知以后，十分重视。责令旅顺历史文化博物馆将这批敦煌遗书全部上交北京，以便集中保护。最终在旅顺历史文化博物馆的要求下，留下9件以供展览，其余汉藏遗书共计620件清点造册后，于1954年1月上交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随即将它们全部移交北京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当时的上交、接收档案与清单，现在均保存在国图档案室。虽然大谷探险队所得敦煌遗书的经过及其数量大体清楚，但由于经过上述转让、战争、移交等等复杂过程，因此，这些遗书的具体下落始终是人们关注的问题。1990年，我曾经与尚林、荣新江两位先生，按照上述罗振玉编撰的《日本橘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叶恭绰编撰的《旅顺关东厅博物馆所存敦煌出土至佛教经典》、关东厅博物馆所编《关东厅大谷家出品目录》、当年大谷光瑞转让给“满铁”的《大谷光瑞氏寄托经卷目》、旅顺历史文化博物馆上交时的《敦煌经卷交接清册》、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编撰的《敦煌遗书劫余录续编》等六种相关目录，一一考察这批遗书的流传经过及现在下落，合作撰写了《中国所藏“大谷收集品概况”——特别以敦煌写经为中心》，1991年3月在日本龙谷大学，作为该校佛教文化研究所西域文化研究会的非卖品印行。至今犹记得三人在我大慧寺寓所，从满地的资料中一本一本核对的情景。经过核对，大谷探险队所得敦煌遗书，绝大部分现藏中国国图。此外，旅顺博物馆、日本龙谷大学、天理大学亦有收藏。但也有若干遗书，至今下落不明。有意思的是，在整理国图所藏敦煌遗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件由橘瑞超带回日本，其后为罗振玉所藏的敦煌遗书。  由于国图所藏大谷敦煌遗书是从旅顺博物馆集中调入的，故国图对这批遗书集中存放，其编号亦连续。其中橘瑞超带回部分目前的编号为BD13801号到BD14155号，且有统一的装潢，非常易于识别。但我们后来发现编号排在后面的BD15170号装潢与前此日本大谷探险队橘瑞超部分装潢完全相同，该卷为《大般涅盘经》卷第十一，卷端题签上写有千字文编号“发”。正是上述《中国所藏“大谷收集品概况”》中列为第102号的亡佚经典。该卷卷首下部有正方形阴文朱印，印文为“抱残翁壬/戌岁所得/敦煌古籍/”。这是罗振玉为自己所藏敦煌遗书特意镌刻的印章，可见此件后为罗振玉所得。由于该遗书仅见于上述罗振玉目录，在其他几个目录中都没有著录，可以推测该件很早就从大谷敦煌遗书集体中逸出，归罗振玉收藏。但我们至今未在任何史料中发现有关这一辗转递藏之记载。那么，此事发生在何时？出于什么因缘？凡此种种，不免让人浮想联翩。经查国图档案，此件乃1963年由文物局拨交国图。那么，文物局又是什么时候、从什么途径得到此件？该卷题签下有一纸签，上写“购12178，49”。由此，此件或由文物局从文物市场收购而得，待考。此外，大谷探险队吉川小一郎所得的敦煌本《坛经》，长期以来被认为已经亡佚，在《中国所藏“大谷收集品概况”》中列为第466号。前些年竟然被旅顺博物馆王振芬女士在库房发现。这是目前所知的抄写品质最好的敦煌本《坛经》，一时学术界为之震撼，以此为契机，掀起一个研究敦煌本《坛经》的小高潮。  此次荣宝斋携数件写经来寒舍，其中一件通卷托裱。护首为黄底云龙织锦。护首有竹制天竿并有蓝色缥带。卷端有题签。尾有轴，人工水晶轴头。一望可知为大谷探险队所得并装裱的敦煌遗书。内容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二十七，（本件方师所述为荣宝18春lot：1259号拍品）题签上写有千字文编号“草”，正是《中国所藏“大谷收集品概况”》中列为第139号的亡佚经典。不意又见大谷探险队所得敦煌遗书，不禁以手加额，叹为稀有因缘，  按照敦煌遗书的流传情况，我把它分为三种：第一种从藏经洞直接进入收藏单位。第二种先流散在民间，其后被收藏单位收藏，或至今依然在民间流传。第三种，亦有少量遗书先被收藏单位收藏，又因各种原因逸出，在民间流传；其中亦有后被收藏单位收藏的。后两种，我称之为“散藏敦煌遗书”。散藏敦煌遗书由于曾在民间流传过，出现许多新的特点。因此，对散藏敦煌遗书的研究，成为我们研究敦煌遗书的一个重要内容。《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二十七的出现，不仅为我们寻觅大谷探险队亡佚敦煌遗书提供了新的线索，也为散藏敦煌遗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标本。2018年6月11日于古运河北端

声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