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品名称：

宋代 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和文殊菩萨

图录号：

3880

年代：

宋代

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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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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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5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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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8455882
USD：1035000 GBP：0 EUR：0

拍卖公司：

北京翰海

拍卖会名称：

北京翰海 2011秋季拍卖会

专场名称：

合悲智行于一体 表华严理事圆融 成交额：690.00 万元 成交率：100.00%

拍卖时间：

2011年11月17日

备注：

声 明：

中原
黄铜鎏金 分体浇铸
竞投本件拍品，需办理特别竞买号牌
合悲智行于一体 表华严理事圆融
宋代铜镀金三大士像赏析
首都博物馆研究员 黄春和
国庆节刚过，翰海佛像部约请鉴定三尊佛像。到翰海办公地，甫一坐定，从库房搬出的三尊佛像，令我心里一震，感觉三尊佛像非一般寻常之物。仔细寻觅佛像的纰漏和破绽，结果如我的第一感觉一样：这是一组宋代铜镀金三大士像（又称“华严三大士”，“大士”为菩萨的别称），在现存宋代佛像中，论艺术与工艺、题材与组合、体量与品相，无有出其右者，堪称稀世珍品；在近几年国内外艺术品拍卖会上，一直鲜有如此重量级的佛像现身。我欣然应允撰文，因为时间紧迫，实难尽述其完美而丰富的艺术特征与价值，更无法穷究其佛教底藴与内涵。黾勉为之，尚祈方家指正！
三大士的艺术特征
首先，来看三大士像艺术特征。三大士分别为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其中观音居中，文殊居观音左，普贤居观音右；有的也将文殊与普贤位置对调（图1）。通高均为56厘米。三尊像形象特征基本一致，只以手印、持物和坐骑不同而显示各自不同的智慧与功德。其中主尊观音像最具代表性。观音舒坐于大仰莲座之上，座下承以巨犼，头戴高大花冠，头顶束高发髻。两耳边各有一条缯带自然垂下，给人以柔软飘逸之感。面部刻画十分生动，宽额丰颐，双目低垂，眼泡鼓起，下颌圆阔，虽然颇显娇美，但并不失佛教的庄严与神圣。颈部有三道蚕节纹。躯体丰腴而饱满，上身尤为突出，胸部明显可见双乳隆起。上身不着衣，项间挂有宽大的项圈，项圈中央缀一花瓣并垂下联珠式装饰；双肩披大帔帛，帔帛绕过臂腕后分别垂于身体正前方和左侧，其形成的衣褶如水银泻地般垂落，生动表现出帔帛轻薄柔软的质感。下身着长裙，双膝平滑，衣褶密集于一边，亦突出了衣质的柔软。右腿支起，左腿下垂，双脚赤裸各踩一枝大莲花。莲枝蜿蜒生长，枝叶花瓣舒展自如，莲瓣阴面刻有细密珍珠和宝珠纹，造型生动自然，刻画精美细致。右手置右膝托净瓶，表示以甘露水遍洒众生，为众生消灾免难，是其慈悲理德的象征，左手支于仰莲座边缘。其坐姿自在优雅，明显脱胎于古印度的轮王坐，与唐宋时流行水月观音坐姿完全一致。
观音身后和身下分别有背光和坐骑的配置。背光呈舟形，其外缘有锯齿状火焰纹，内缘阴刻疏朗的缠枝莲纹饰。火焰象征智慧，莲花喻示本体清净无垢，前者显“事”，后者表“理”，理事圆融于一体，正好彰显了观音悲智合一的宗教特质。观音坐骑是一种称为“犼”的动物。犼的造型非常奇特，头像龙，转首向前，毛发后顺，头上生有一角；身似狮，肥硕而敦实；四腿右前左后，似在迈步前行，既富于动感，又凭添凛凛威风；尾巴向上翻卷成环状，形似卷云；胸颈和臀部系有环套，环套上挂有串铃，背部配有鞍鞯。特别是犼身鞍鞯的配置非常讲究，它横搭于犼背，两端齐垂而下，正面大部分被观音双腿遮掩，背面则暴露无遗。其边缘饰联珠纹，内外区满刻缠枝莲纹饰，布局疏朗，线条流畅，颇显精美华贵。特别是内区中央圆圈内，刻画出两条首尾向背的双鱼图案，既具生活情趣，也反映了佛道融合的特点。犼下面是不规则岩石形台座，其它两尊大士像亦有同样台座，象征的应为观音在我国的应化道场——浙江普陀山，而其它文殊和普贤二像的台座亦应分别象征他们的应化道场山西五台山和四川峨眉山。（图2）
这里我们对犼应作进一步讨论，因为犼作为观音坐骑并无经典依据。首先，犼是一种甚么样的动物呢？诸书记载不一。如梁《玉篇》卷23释犼云：“音吼，似犬”。宋《类篇》卷28亦有类似说法：“犼，许后切，北方兽名，似犬，食人”。由此可见，唐宋以前人们所说的犼是出没于北方的犬形食人兽。到明清时期，犼的形象发生了明显变化。明陈继儒在《偃曝余谈》中说，犼为章峨山异兽，形如兔，两耳尖长，身形仅一尺左右。清东轩主人《述异记》则说，犼居东海，能食龙脑，勇猛异常，身长一、二丈，形类马，有鳞鬣。而今人对犼的解释多倾向于：犼为龙王之子，俗称望天吼、朝天吼，有守望的习惯，常被置于华表柱的顶端，对天咆哮，是上传天意、下达民情的瑞兽。犼的形象如此变化不定，又是如何成了观音坐骑的呢？遍查诸书，我们没有发现令人信服的答案。清袁枚《续子不语》称犼为僵尸所变，有神通，口吐烟火，能与龙斗，所以被佛收为坐骑，而明代《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亦均记犼为观音坐骑，分别称之为“金毛犼”和“金光仙”，但皆未说明其来由。笔者以为，犼成为观音坐骑应与密教“狮吼观音”有关。狮吼观音，梵语称阿摩提观音，是观音诸多化身之一。他能迅疾消除各种障碍，解除邪祟，特别是对于龙族和土地制造的疾病及障碍具有极为特殊的消除力量。其常见形象为菩萨装束，舒坐于狮身。约当内地两宋时期，我国西藏地区就有狮吼观音信仰及造像流行。两相对比，我们不难发现，骑犼观音与狮吼观音不仅坐骑相似，而且造型姿势也基本相同。因此，我们认为骑犼观音坐骑应当受到了狮吼观音形象的影响。从前面记载可见，犼非现实中的兽类，且形象众说不一，由此亦可反证骑犼观音上犼的造型不可能来自传说中的犼，而应源于狮吼观音的坐骑狮子。由于狮子是文殊菩萨的固定坐骑，所以以示区别，在骑犼观音坐骑头上安立一角，使之成为似狮又不是狮的一只怪兽，并为之重新取了一个无法求证的兽名—犼。这样的解释不知可否？（图3、图4）
其它两尊大士文殊和普贤像在大小、造型、装饰及局部刻画等方面，与观音像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坐骑和手中的持物各有不同。文殊坐骑为青狮，持物为右手持经卷。狮子为百兽之王，一切野兽都畏惧它，佛教以此形容诸佛菩萨说法如狮吼一般，能降伏一切邪魔外道。文殊骑乘于狮身，即表智慧威猛无比；而其手中所持经卷更是智慧的明确象征，所谓“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普贤坐骑为大象，持物为右手持如意。象是普贤形象的标志，也是其广大行愿的重要体现，具体象征菩萨所行之六度，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智慧六种菩萨修学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按照经典记载，普贤所乘大象应为六牙白象，如《摩诃止观》卷2称：“言六牙白象者，是菩萨无漏六神通，牙有利用如通之捷疾，象有大力，表法身荷负，无漏无染，故称为白。” 但此尊普贤像坐骑只有两牙，与经典记载明显不符，体现了非常独特的艺术特点。普贤所持如意，象征菩萨悲悯众生之贫苦，欲以如意打破众生悭贪，予以如意宝之法乐；同时因其头部如篆字的“心”字，又被视为菩萨制心之法器，《释氏要览》即有“如意制心之表也，故菩萨皆执之”的记载。（图5、图6）
三大士时代判断的依据
根据上述三大士像的整体造型和局部特征，我们可以明确判定这三尊造像的雕造年代为宋代无疑。具体判断依据，可从以下六个方面观察分析，并与同时代其它艺术作品进行比较而得知。
1. 造型。三大士像整体造型十分独特，是其时代特点最为突出之处。首先是尊像的姿势，皆为右腿支起，左腿下垂踩莲花的形式，自在而优雅，明显来源于古印度的轮王坐，又称自在坐、游戏坐或舒坐。这一造型宋代以前唯见唐代周昉所创水月观音（图7、图8）有此姿势，而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三大士多为正襟危坐的跏趺坐姿，极少出现轮王坐姿势。其次是尊像的坐骑，皆为四腿直立的走兽样式。这一造型样式也唯以唐宋时多见，而宋代以后的元明清三代，三大士乃至所有菩萨的坐骑多为卧姿造型，且坐骑下又多以莲花座承托。（图9）三大士像整体造型自由活泼，平易亲切，风格清丽俊逸，富于生活情趣，给人以柔和、舒畅、安恬、适然之感，既充分表现了菩萨自在安闲的宗教气质，又与宋代特有的思想信仰和审美意趣甚相契合。
2. 装饰。主要是三大士头顶的花冠和胸前的项圈。三大士花冠皆高大繁复，上面的花瓣造型逼真，生动写实。这一特点在当时南北地区皆有明显体现，也是宋代菩萨造像最为显著的特点，典型实例如四川和重庆地区遗存的宋代石窟寺造像、山西地区遗存的宋代木雕造像等（图10、图11）。在宋代前后，菩萨的花冠造型皆与宋代迥然有别；特别是宋代以后的明清时期，花冠造型不仅没有宋代高大繁复，而且大多趋于一种固定的样式，表现出程序化的明显特点。三大士项圈也非常别致，虽然不如大足石窟观音像胸前的装饰繁复，但样式特别，富于个性特点，特别是上面缀饰的花瓣生动自然，表现出较强的立体感，也完全符合宋代佛像审美趣味和表现手法，在宋代前后的菩萨造像上亦未见如此造型实例。
3. 肌肉。三大士像无论面部还是躯体皆表现出明显的肌肉感，特别是躯体肌肉表现尤其突出，胸部双乳高高隆起，看似有些女性特征。但是这些肌肉明显过于松弛，不如唐代造像的肌肉劲健有力，富有弹性。（图12）出现这样的肌肉表现，一方面与宋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有关。宋代开国以后，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国力不振，民气馁弱，人们普遍趋向物质和精神享受的追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已不可能产生唐代那种雄健而气势昂扬的艺术造型。另一方面也是整个社会审美风气使然。宋代社会普遍流行世俗化审美情趣，以现实中的你我他为模型塑造佛像，富于现实意味和个性特点，而不像唐代那样从现实中进行提炼和加工，从而塑造出具有典型化和理想化的艺术模式来。
4. 衣纹。三大士像皆上身披帔帛，下身着长裙，衣纹即主要集中于帔帛和长裙上。衣纹表现技法十分成熟，线条圆转，流畅逼真，给人轻薄柔软的自然美感。这种衣纹虽然不如唐代细腻，具有较强的立体感觉，但其生动自然和转折变化的艺术特点十分突出，在宋代以后的元明清造像上鲜有如此圆熟的衣纹出现。这种衣纹正是宋代写实艺术的重要表现手法，因为佛像外在形貌的刻画主要体现在服饰衣纹的表现上，同时亦与宋代整个社会重视现实，贴近生活的审美风气吻合。
5. 纹饰。主要有莲花和双鱼纹饰，分别刻画于三大士背光、坐骑的环套和鞍鞯上。（图13）这两种纹饰无论风格还是题材都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莲花，又称荷花，是生于沼泽地的宿根草本植物。自古以来，中国人便喜爱这种植物，认为它是高尚品德的象征，并被崇为君子，宋周敦颐《爱莲说》即有“ 莲，花之君子者也”。而印度佛教更以莲花为崇拜物，谓其有香、净、柔软和可爱四德，用其比喻佛教真如之常、乐、我、净，是佛教清净庄严和佛国净土的象征；莲花在佛经中也被屡屡引用，如《维摩诘经·佛国品》记载：“不着世间如莲花，常善入于寂行。” 佛教传入中国后，莲花被赋予佛教圣洁的含意长期流行不衰，不仅为佛教大量采用，而且广泛应用于世俗社会的各种生活器具上。宋代是莲花盛行的时代，其原因一方面是宋代整个社会风气重视现实生活，流行表现现实生活题材的写实艺术，莲花以其喻示高洁的质量而受到特别青睐；另一方面是佛教的大量流行并不断地世俗化，又使莲花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三大士像上刻画的莲花形态婀娜，花枝舒展自如，具有浓郁的写实意味，体现了宋代莲花造型的鲜明特点。双鱼纹饰，又称太极图、阴阳鱼太极图。单独来看，它是我国道教崇尚的重要符号，象征阴阳兼容，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相抱成圆，大千世界，万事万物，天地之道，都包含在此双鱼图中；而结合莲花来看，双鱼与莲花又是一种传统的搭配与组合，表现鱼戏莲中的现实情境，既具生活情趣，又有“连年有余”的美好寓意。莲鱼结合是宋代常见的艺术题材，完全契合宋代审美风尚，而单独的双鱼纹饰亦具时代特点，因为宋代是我国儒释道融合的重要时期，双鱼纹饰的出现正是这一融合的产物和见证。
6. 坐骑。三大士坐骑分别为犼、狮和象，其中犼与狮造型相象，所以实际值得关注的主要是狮和象。狮身肥硕劲健，四腿粗壮有力，充满稳重而雄大的艺术韵律；嘴方腮鼓，鬃毛旋卷工整；四腿右前左后，似大步跨行，一般称之为走狮；背部及项尾间配有鞍鞯、环套和铃铛，显现出浓郁的装饰意味。造型生动自然，刻画细致精美。然而，此狮虽然在整体造型上表现出雄健和威猛的气势，但已明显失去唐狮那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强劲和野性，特别是全身装饰的增加，更显示了经过驯养后人性化的风格特点。（图14）这一风格特点与宋代社会普遍追求华美自由、注重现实表现的审美情趣完全吻合，而在现存的宋代走狮中亦不乏造型风格与此一致的实例。象的造型时代特点亦十分明显。象身庞大，造型浑圆，粗壮的四腿亦右前左后，似在向前迈进。头部高昂，长鼻上扬，两颗长牙向上高高翘起，两耳似两把巨扇贴于头部。项尾间亦有环套和金铃，背部配有鞍鞯。（图15）其造型风格与四川峨眉山万年寺普贤铜像身下的大象完全一致。万年寺普贤铜像铸造于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高7.35米，重62吨，造型完美，工艺精湛，令人叹为观止。（图16）值得注意的是，此尊普贤所骑大象只有两牙，与经典记载的“六牙白象”显然不符。这一情形并非塑造错误，而是有意为之，意在表现现实，贴近现实，正是宋代写实艺术的独特表现。
三大士各自的佛教意涵
三大士是佛教崇奉的三尊重要菩萨，在印度佛教中各自皆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是大乘佛教的重要代表，分别象征大乘佛教的慈悲、智慧和行愿三种理德。佛教传入中国后，三大士影响依然不减，既与大日如来、释迦牟尼佛等构成组合式信仰对象，又作为单独的信仰主体而广泛流行，并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应化道场。那么，三大士各自在佛教中的具体地位和影响如何，其具体佛教意涵又是甚么？在此有必要分别予以介绍。
观音，全称“观世音”，为印度梵语意译名称。《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释其名称曰：“观世音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实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在古印度有其专门的弘法道场，名“补怛洛迦”，《华严经·入法界品》对此道场有一段生动记载。在佛教诸菩萨中，观音以慈悲著称，有“大悲观音菩萨”的美名。其慈悲功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众生解救现世苦难。据《法华经》等经典记载，观音具备六根大圆通智，能变现三十二种化身，为众生解救“八难”、“十四无畏”等各种苦难。“六根大圆通智”是指六种感觉器官互通互用、圆融无碍的智慧，也就是说眼不仅能见色，还能闻声、嗅香、尝味、感触、知法，耳鼻舌身意亦然，皆各具其它感官的作用。由于观音具此圆通大智，所以能于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遍观十方之音，接济无边众生，众生苦难无边，观音的妙智力也无边。另一方面为众生解救来世苦难。据《阿弥陀经》、《无量寿经》等经典记载，众生临命终时，如果念诵阿弥陀佛名号，阿弥陀佛将手捧莲台，率领二十五大菩萨前往接引，观音菩萨为其中的上首菩萨，是阿弥陀佛接引众生的重要挟侍。（图17）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我国，观音随之走进了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东晋义熙四年（408年），太原人郭宣被捕入狱，狱中一心称念观音名号，遂被恩赦，出狱后便为观音造像。这是观音信仰见于文献的最早记载。此后观音便一直受到我国人民的普遍崇奉，从佛门到世俗，从达官显贵到黎民百姓，几乎各个阶层的人们都信奉他。至明清时期，甚至出现了“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的信仰盛况。同时，我国传统文化对观音也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是观音在形貌上烙上了鲜明的中华民族审美印记，他头戴花冠，秀眉凤眼，高鼻小嘴，身披天衣，满身璎珞珠宝严饰，由一位印度“洋神”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汉家女子，我国民间亦普遍称之为“观音娘娘”；同时在内在精神上，观音也被注入了中国文化的新鲜血液，赋予了我国传统文化思想道德观念，成了中华民族崇高理想与道德的象征，中华民族慈济精神的集中体现。特别是在我国广大民众的强烈需求下，观音在我国还形成了新的家世和道场。观音家世集中体现在元代管道升编写的《观世音菩萨传略》，观音成为汉家的“妙善公主”；而观音道场即为我国浙江的普陀山，源于后梁贞明二年（916年）日僧慧锷从五台山请得一尊观音像于此供奉的典故。（图18）
文殊，是印度梵语“文殊师利”的音译简称，意译“妙德”、“妙吉祥”。在佛教诸菩萨中，以智慧见长，位居各大菩萨之首，佛经中称他“文殊师利法王子”。他根机深厚，智慧超群，有“大智文殊菩萨”的美誉。他倡导的“不二法门”是其智慧思想的重要体现。所谓“不二法门”，就心不着空，亦不着有，远离空有二边。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维摩诘经》和《思益梵天所问经》等经典中。文殊正是以此法门积极辅助释迦牟尼教化事业。善财童子就是受他说法的启迪而发菩提心，历经百城烟水，五十三参，最终成就正果的。释迦牟尼说法四十九年中，凡是大乘法会，皆有文殊参与，而且担当重要角色，他为大乘佛教的宣传作出了巨大贡献。（图19）
两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大乘佛教传入，文殊得到了我国民众的普遍接受和信奉，而尤其受到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青睐。由于文殊信仰的盛行，在中华大地上也诞生了他的道场。文殊道场在我国山西五台山，形成于唐代中期。其根据最早见于晋译《华严经》卷29《菩萨住处品》，该经称：“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名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眷属，常为说法。”继而又有唐景龙四年（710年）印度僧人菩提流支所译《佛说文殊菩萨法宝藏陀罗尼经》记载：“我灭度后，于南瞻部洲东北有国名大震那，其国中有山号曰五顶，文殊师利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据此二经记载，唐代华严高僧法藏和澄观各撰经疏，正式确定了五台山为文殊菩萨说法的道场。（图20）
普贤，是印度梵语意译，又译为“遍吉”。《大日经疏》记载：“普，是遍一切处；贤，是最妙善义。谓菩提心所起愿行，遍一切处，纯一妙德，备具众德，故以为名。”可见普贤之名实已包含菩萨的圆满功德。据大乘佛典记载，普贤是大乘行愿的象征，有“大行普贤菩萨”的美名。据《华严经》记载，普贤曾在过去无量劫中修菩萨行，求一切智，修积了救护众生的无边行愿。在其广大行愿中，最为重要者有“十大行愿”，即：一礼敬诸佛；二称赞如来；三广修供养；四忏悔业障；五随喜功德；六请转法轮；七请佛住世；八常随佛学；九恒顺众生；十普皆回向。这十大行愿实为普贤为众生修习菩萨行所创立的十种法门。（图21）
普贤在我国也形成了自己的道场，即四川省峨眉县境内的峨眉山，以山势逶迤，形如娥眉而得名。《华严经·菩萨住处品》记载普贤道场曰：“西南方有处名光明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曰贤胜（普贤），与其眷属三千人，常在其中而演说法。” 由于这一记载与峨眉山十分相似，所以人们便认定峨眉山为普贤道场。《华严经》于东晋时传入我国，因此自东晋开始人们便把峨眉山当作普贤住地进行崇拜。晋隆安三年（399年），慧持和尚自庐山入蜀，率先在此创建寺庙，供奉普贤菩萨；宋太祖干德六年（968年）嘉州屡奏普贤显相，因而遣内侍张重进前往塑普贤像；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又造普贤铜像，建阁安置，并将白水寺改名白水普贤寺。峨眉山作为普贤菩萨道场由此逐渐名播天下。（图22）
三大士组合的来源与佛教意涵
由上可见，三大士各自皆有深邃的佛教内涵和独特的佛教地位。由于尚为菩萨，位次低佛一等，所以在佛教诸多供奉中基本处于附属地位，一般单独供奉少见（观音菩萨除外），而多与佛或其它菩萨组成复合型供奉组合。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组合形式，如三世佛、西方三圣、东方三圣、华严三圣、四大菩萨和八大菩萨等，当然也包括本文讨论的三大士组合。值得注意的是，华严三大士的供奉组合没有明确的经典依据。因此，对这一组合的来源及其象征的佛教思想内涵，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
三大士是以观音菩萨为本尊，以文殊和普贤为左右胁侍的三大菩萨的组合式供奉。其信仰与造像历史源远流长。据考，最早的三大士造像见于唐代石窟中，太原天龙山第九窟三大士像（图23）和敦煌莫高窟第六十一窟三大士像是目前发现的最具代表性的实例，已受到学术界关注和重视。至宋代，三大士成为寺院常见的供奉题材，这一时期的佛寺碑刻资料中，关于三大士造像及三大士殿堂设置的记载屡见不鲜。到明清时期，三大士供奉更趋普遍和盛行，几乎所有佛寺皆有其供奉，一般供于大雄宝殿影壁后，也有专门建三大士殿供奉的情况；同时小型的三大士像在民间也十分流行，至今仍可见大量实物遗存。
三大士最早出现于唐代，定型于宋代。探讨其组合来源，既要考虑佛教经典的记载，也需着眼于唐宋时期佛教历史与背景。依此分析，三大士组合的形成有三方面原因和依据：
其一，佛教《华严经》的影响和启发。《华严经》为大乘佛教重要经典，以法界缘起、事事无碍等妙义为宗旨。唐代时依据此经形成华严宗，华严思想由是昌盛于华夏大地。《华严经》中记载有众多的菩萨，而以文殊、普贤和观音三大菩萨最为突出。其中，文殊、普贤二菩萨乃是经中上首菩萨，出现的频率最高。在《华严经》中，他们各有不同的表法，前者代表“能证”的智慧，后者代表“所证”的法界，或前者表“事”，后者显“理”，能所合一、理事相融正好显现了毗卢遮那佛的圆满境界，由是而衍生出“华严三圣”的信仰和供奉。（图24、图25）而观音菩萨主要出现在该经《入法界品》，记载善财童子（因出生时家中自然涌现许多财宝而得名）依文殊之教而向南遍游一百一十城，参访五十三位善知识（善知识指正直而有德行，能教导正道之人），其中第二十七位善知识即为观音菩萨，而最后第五十三位善知识为普贤菩萨。（图26）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文殊、普贤和观音三大菩萨在《华严经》中颇具影响，但是他们并未同时出现在一个场合，也无共同表法的任何明示。而最终将三者融为一体者当归功于唐代几位弘传华严大德（主要有法藏、澄观和李通玄）的努力，他们从佛教义理和修学的角度分别对《华严经》中三大菩萨进行了创建性的整合。首先从义理的角度，华严大德认为，观音菩萨既具大智（六根圆通智），亦有大行（寻声救苦），是“能观”之智与“所观”之境的完美合一之体，虽为菩萨，实具佛格与佛性，与毗卢遮那佛无二无别。这样“华严三圣”中的毗卢遮那佛即可以观音替代。再从修学的角度，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给了我们重要的暗示。在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中，文殊、观音和普贤次第出现，分别以不同的法门施教于善财：文殊以智慧之法启发善财发无上菩提心，断惑证真；观音以大悲之教晓谕善财普度群生，拔苦与乐；普贤以行愿之理策励善财精进践行，最终证入无生法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三菩萨出场的次序，文殊和普贤分别居于五十三参首尾，而观音为善财第二十七参参访的菩萨，恰好居五十三参之中。这一位次的安排绝非只是顺序上的巧合，而正在于强调在大乘佛教修学中观音的重要功用。因为在大乘佛教修学道路上，要“上求佛道”，必须“下化众生”，如果只是追求断惑证真，即无异于执着空性智慧的追求，而不发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济世度生宏愿，是终难成就佛果的。而善财一参观音，即由追求空性智慧过渡到行愿的偏重，最终成就了佛果，正表现了观音主“悲”的功用在大乘佛教修学上的重要作用。这一文殊、观音和普贤三大菩萨次第展开的佛教修学理路，又在唐代华严大德那里得到阐释和发挥，成为此后我国华严宗和大乘佛教倡导的完美而重要的修学体系。文殊、观音和普贤三大菩萨的结合，显示了中土学人的智慧和对《华严经》的深刻体悟，是具有创造性和合理的整合。这一整合无疑为三大士组合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其二，与唐代传入的密教有关。密教又称“秘密教”、“真言宗”等名，一般认为是七世纪后印度大乘佛教一部分派别与印度婆罗门相结合的产物。它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礼和民俗信仰为特征，主张通过理事观行，三密（身、口、意）相应而获得悉地（成就），所依经典主要为《大日经》、《金刚顶经》和《苏悉地经》。唐开元四年（716年），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称“开元三大士”）入华，正式将密教传入我国，在唐代中后期即产生较大影响，并形成唐代佛教八大宗派之一。密教具有完备的修学理论，著名的三句论—“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 ，即为其修学理论的高度概括，出自《大日经·入真言门住心品》。很显然，这三句论在义理上即分别代表了文殊、观音与普贤之性德与理体，其中文殊表菩提心之因，观音表大悲之根本，普贤则表方便之究竟。这一理论与《华严经》善财五十三参中暗示的文殊、观音和普贤三者密切的修学关系可谓不谋而合。这一修学理论对三大士组合的形成应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目前发现的两例唐代石窟寺三大士造像中，中央的观音菩萨像皆为十一面形象，其造型样式明显具有密教特色。此种情形亦可左证三大士组合的形成与密教相关。
其三，与观音地位和影响也有一定的关系。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之际，观音经典不断大量地传译入华，使得观音受到我国社会大众普遍尊崇，成为在中土最有人缘的一位大菩萨，其声名之显赫不但超过其它所有菩萨，甚至还与诸佛同等。特别是观音经典还明确宣称观音早已成佛，原名“正法明如来”，同时在其三十二种化身中有佛身的示现，又进一步彰显了观音具有佛格的特质。基于这样的影响和地位，因此在源于《华严经》“华严三圣”的信仰和供奉中，以观音替代毗卢遮那佛即为顺理成章之事；而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前中后参访的文殊、观音和普贤三大菩萨中，观音亦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其中的主尊。（图27）
另外，在我国藏传佛教中一直十分盛行“三大依怙主”的信仰和造像。三大依怙主为文殊、观音和金刚手菩萨，分别象征智慧、慈悲与伏魔的力量。其组合的构成及象征的佛理与华严三大士基本相同，因为其中的金刚手菩萨有被认为是普贤菩萨化身的说法。这一藏传信仰组合与华严三大士的形成有否直接关系，亦值得我们注意。（图28）
基于三大士组合形成原因的探讨，我们对三大士组合的佛教意涵也可获得清晰的认识。三大士应当具有两方面表法意义：一方面表现佛教理体的圆融。其中，观音圆满具足慈悲、智慧和行愿三德，具足一切佛性，是佛教最高理体的象征，文殊和普贤一左一右，分别代表智慧和行愿，共同标显了中央主尊的圆满理德。可见如此表法的三大士实为一佛二菩萨的题材组合。再一方面表现佛教事相（即修学）的圆融。三大士分别代表大乘佛教修学必须具备的三个重要条件，即智慧、慈悲和行愿，智慧是修学之基础，慈悲是修学之根本，行愿是修学之保证，三者次第列供，既展现了大乘佛教圆满无缺的修学体系，又以观音居中的形式突出了观音菩萨在成佛道路上的重要作用，从而凸显出中国佛教历来偏重济世利生的大乘佛教鲜明特色。这两个方面皆如理如法，又共同表现了佛教华严教法理事圆融的思想特色。（图29）
结 论
综上所述，我们对这组三大士像可以获得如下五点认识：第一，三大士像从整体到局部体现了宋代佛教造像鲜明的风格特点，对研究我国宋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佛教和佛教造像艺术发展水平等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第二，三大士像造型完美，形象生动自然，尤其是面部的刻画、衣纹的处理和坐骑的表现精细入微，体现了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第三，三大士像皆为青铜铸造外表镀金的形式，工艺精美，在宋代铜料稀缺的背景下殊为难得，对研究宋代铸造工艺和科技发展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四，三大士像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单体造像实例，造型独特，组合完善，对研究三大士题材及图像的形成和流传历史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对研究宋代佛教思想与信仰，特别是观音、华严和显密融合的思想与信仰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五，三大士像品相一流，保存完好，体量硕大，加之其历史、艺术、工艺和题材组合上的优胜特点，在我国现存的宋代佛像中实属罕见，堪称名副其实的稀世珍品。
图注：
图1、铜镀金三大士像 高56厘米
图2、观音菩萨像
图3、观音菩萨坐骑犼
图4、狮吼观音像 11-12世纪 高13.7厘米 北京雍和宫
图5、普贤菩萨像
图6、文殊菩萨像
图7、唐代水月观音壁画像 甘肃榆林石窟第2龛
图8、五代铜镀金水月观音菩萨像 高50.2厘米 1957年浙江金华万佛寺塔基出土 国家博物馆藏
图9、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铜镀金普贤菩萨像 高42.5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
图10、南宋石雕玉印观音像 高137厘米 重庆大足石窟第136窟
图11、宋木雕观音菩萨像 高100厘米 英国斯比门藏
图12、盛唐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 高约1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13、三大士像鞍鞯上花纹
图14、文殊菩萨坐骑狮子
图15、普贤菩萨坐骑象
图16、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铜镀金普贤菩萨像 高7.35米 四川峨眉山万年寺
图17、北魏太和二十二年（498年）铜镀金观音菩萨像 高34.8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8、元青白釉水月观音像 高65厘米 1955年北京西城区定阜大街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图19、宋铜镀金文殊菩萨像 高23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0、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彩塑骑狮文殊菩萨像 高460厘米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
图21、宋皇佑四年（1052年）石雕李吉造普贤菩萨像 高97厘米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图22、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石雕普贤菩萨像 高108厘米 杭州飞来第62龛
图23、唐石雕三大士像 太原天龙山第9窟
图24、明早期木雕漆金大日如来像 高52.5厘米 北京智化寺
图25、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石雕华严三圣像 高108厘米 杭州飞来第3龛
图26、元陶善财童子拜观音像 高36厘米 首都博物馆藏
图27、唐铜镀金观音菩萨像 高21.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8、12世纪铜三大依怙主像 高31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29、明彩塑三大士像 石家庄市毗卢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