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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1880～1971）
行书《论琳琅秘室丛书本丁鹤年集二则》手稿
纸本三页
识文：《论琳琅秘室丛书本丁鹤年集二则》陈垣《鹤年集》通行者有二本，艺海珠尘本三卷，题曰《丁孝子诗集》，琳琅秘室丛书本四卷，题曰《丁鹤年集》，二本所收皆明刻。黄丕烈诸人以四卷本为元刻者，误也。试一考其内容，梦得先妣墓一首在焉，序云：己未夏五月，还武昌迁葬，兵后陵谷变迁，先妣封树，久寻不得。冬十一月廿日夜，忽感异梦，翌日遂得其处云。己未，洪武十二年也。元刻何能有洪武诗？非元刻，证一。鹤年还武昌，在洪武十二年，而集中守墓陈情上武昌太守傅藻诗，于太守承恩下玉京，及“拥经东出辞储馆”等句，恩字另行平抬，玉京、储馆，均空一格，是明刻，证二。鹤年从兄马元德，卒于昌国州任，当其任昌国前，曾任奉化州，刘仁本《羽庭集》卷五有《送马侯元德任奉化州序》，为至正二十二年夏作，则元德之卒，至早亦当在至正廿三四年，而集中有先兄太守死事之十有七年，于故史董文中家见所题竹诗，因雪涕次其韵一首，又当在洪武己未后矣，非元刻，证三。又其第四卷续集，为门人向诚编，注曰：兵后还武昌作。则此卷更为入明以后作可知。故挽卫知事胡公鼎，有“江海论交四十年”之句。若为元刻，则元亡鹤年才三十三岁，岂能说论交四十年耶？非元刻，证四。据《明史·文苑传》，至正壬辰，武昌被兵，鹤年奉母出走，年仅十八，由此至洪武己未还武昌，中间二十八年，鹤年年四十五矣，故逃禅室述怀，有“他乡二十年”之句，兵后还武昌，有“乱后还家两鬓苍”之句。顾广圻、黄丕烈亦明知此集在还武昌迁葬以后作，顾题词云：须知海巢集只说武昌前，黄题词云：庐墓全亲孝，居山谢世缘，是也。然何以不一考鹤年还武昌庐墓系在何年而遽断此为元刻，此真不可觧者矣。抑有言者，此本戴良序，末署至正甲午秋云云，亦误也。至正甲午，鹤年才二十耳，而序末云鹤年之清节峻行，已别有传，兹不着。是此序之作，尚在高士传后。而高士传述鹤年事，已至其避地四明时，非至正甲午，一也。高士传述壬辰淮兵袭武昌，鹤年奉母夫人以行，夫人没，鹤年盐酪不入口者五年，壬辰之后，加以五年，至少亦在丁酉，非甲午，二也。至正甲午去元亡之年，尚十有三年，而序中有“鹤年遭夫气运之适衰”一语，曾谓甲午而有是言耶？非甲午，三也。序又言鹤年伯氏之登进士第者三人，其一即任奉化州之马元德，据雍正《浙江志》一五二引《成化四明志》，马元德至正十七年丁酉进士，尚在甲午后三年，非甲午，四也。据《九灵山房集》，此序在鄞游稿内，亦惟鄞游稿始有与鹤年倡和诗，至正甲午，鹤年未至鄞。戴良亦未游鄞，非甲午，五也。以余考之，甲午当为丙午之讹。丙午为元亡之前一年，时东南已非元有，故可云气运之适衰，《九灵山房鄞游集》八，余豳公手帖后题云：至正丙午秋，良与临安刘庸道同客四明，末署九月朔。此序之作，当同在此时，时鹤年避地四明，而戴良适游鄞也。《鄞游集》传第一篇为高士传，序第一篇为鹤年吟藁序，题跋第一篇为余豳公手帖后题，就编辑常理言，此三篇部居同，其撰着之时当同。余豳公手帖后题为丙午九月作，此序为丙午秋作，毫无假借。序作于至正丙午，二人适同居鄞，而集则刻于洪武己未鹤年还武昌之后，其丙午误为甲午者，犹之雁门集干文传序之至正丁酉，误为丁丑也，至正无丁丑，萨龙光雁门集注，以为己丑之讹，据日人岛田翰刻永和本萨天锡逸诗序，则丁丑实为丁酉，两回教诗人集序干支均误，可谓无独有者偶矣。胡珽校刊此集时，一字不苟，而于此等紧要关目，独遗畧之，其识语又云：此集四库全书止有一卷，今考四库本实三卷，而总目简明目录误为一卷，不应遽信总目而不考阁书之实在也。四库总目，谬误恒有，乌斯道作丁孝子传，未尝以申屠蟠比鹤年，而总目谓乌斯道戴良为作传，皆以申屠蟠拟之。高士传谓古雅谟丁为鹤年从兄，而总目谓为鹤年长兄，皆欠精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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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konpaper,threeleaves
28.5×41cm×3
RMB:20,000－30,000
作者简介：陈垣，字援庵，大名道宗，室名励耘书屋。毕业于广州光华医学堂。创办《震旦日报》，辛亥后历任北京大学国学门导师、辅仁大学校长、建国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科院历史研究二所所长、全国人大常委。我国著名史学家。